近日看到一条新闻：李方平等八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不利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请国务院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农民工”称谓，并借此推动城乡户籍平权。近日，部分省人大代表也向大会提交建议，呼吁取消“农民工”称谓。

　　报道中还称，闻听喜讯，一些外来务工人员“心里热乎乎的”。

　　不过，说句实话，笔者心里非但没产生“热乎乎”的感觉，反而有种“腻歪歪”的反感。不禁想起了去年发生的某一群体改名风波，就是有关方面倡议把卖淫妇女改称为“失足妇女”。据说，初衷也是体现人性化，减少歧视意味。可称谓改了，她们的境遇有所变化吗？或者说，我们在称谓上的理解与宽容，难道是为了让她们更安心于“本职工作”吗？

　　她们最需要的，我们并未给予；而我们自作多情给予的，却恰恰是她们最不需要的。

　　如今，专家和政要们张罗着给农民工改名，也面临同样的拷问：这些每天在工地或是餐馆工作十几个小时、午餐只有白菜土豆的汉子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当他们夜晚躺在四处漏风的工棚里时，会因为自己被叫做“农民工”或是其他名字而纠结失眠吗？

　　就在前几天，媒体报道了哈尔滨的一些农民工干了大半年活儿，却拿不到工钱，不能回家过节的悲惨情况。每到年前，农民工讨薪，饥寒交迫的呼号景象，一幕幕已经上演了多少遍？我们不相信，给农民工改了新名，老板们再昧起黑心钱来就会有所忌惮。

　　话又说回来，“农民工”这个词真的有多么卑贱吗？农民+工人，意为来自乡村的工人，应该算是很正常的一个称谓，实实在在，何谈歧视？提出改称谓的作法，本身就是一种偏见使然。

　　因此，叫土豆，还是叫马铃薯，无所谓。只要城乡二元结构不打破，不同阶层之间待遇差别不改变，各级政府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不加大，他们就仍会处于这个社会的最底端，愁苦茫然的脸上，仍抹不去深深的命运烙痕。

　　从这一点上看，给农民工改称谓的提议，看似挺热心，听起来也很和谐，却是不折不扣的舍本逐末。说得好听点，是不了解民情，说得不客气一些，是一种无聊的做秀，难免要被百姓骂为“闲扯淡”。笔者觉得，比改名更重要的事情多着呢，在这上面较劲，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