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川菜，时间段为清道光二十年 (1840 年) 鸦片战争至1949 年。这一时期，川菜不断兼收并，川菜菜系在清代后期最终形成，成为中国主要的四大地方风味菜系之一，并在民国时期稳步发展。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伴随着坚船利炮逐渐进人中国。四川地处西部内陆，没有受到战乱的直接侵扰，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相对稳定，使得川菜持续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特色菜点和名店名师，筵宴不断兴盛，饮食市场日益发达。出现了普遍的繁荣景象，曾经引起了在中国访问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注意，李希霍芬在他的通信集里写道：“在正常情况下，四川显得处处存在着对生活物资充裕的满足和幸福，这在中国其他省份是不常见的”。这一时期，起初是因为东南战事，下江农业残败，四川第一次取代两湖，成为清政府最大的粮赋省，因此清政府开始重视四川，向四川派出了有影响的官员，如丁宝桢、张之洞、芩春煊、锡良等人，他们在四川开始了初期洋务运动和新政、兴学，使这一时期四川的学术文化活动出现了自从南宋末以来，沉寂了七百年以后第一次飞跃，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开始在全国崭露头角。正是由于清末来川的北方和江浙官员的提倡和南在成渝两地的开设而使现代上层川菜演进得到强化。

清宣统元年(1909年) 傅崇榘在《成都通览》一书巾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成都之包席馆、南馆、炒菜馆及饭馆、食品店等各类饮食店铺的特色、众多知名者，还记载了当时成都各类传食店铺和百姓家常的1328种风味菜点及部分菜点的制法，该书的“成都之筵宴所“中载有当时成都城内外的著名筵席场所21处。

清末徐珂《清稗类钞·饮食类》说:“肴馔之有特色者，为京师、山东、四川、广东、福建、江宁、苏州、镇江、扬州、淮安。”

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重庆更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大批外地官员、富商和各界人士内迁入四川的重庆、成都等地，全国几乎各大菜系的厨师、餐馆特色菜点及其烹饪制法甚至西餐等都随之入川。据民国32年(1943年)重庆的中西餐业同业公会会员名册统计，重庆市区已有中西餐馆260家。在成都也有许多经营外地风味乃至西餐的著名餐馆。这一时期，四川境内名厨云集、名店荟萃，为川菜与其他菜系的交融创造了条件，不仅涌现了许多川菜名店和名厨,如荣乐园的蓝光鉴、颐之时的罗国荣等一批近现代川菜的宗师，出现了分工相对固定的行业帮派，如饭食帮、燕蒸帮、面食帮、甜食帮等。而且众多的川菜制作者还创制由一大批名菜名点，营造了近现代川菜兴旺局面。主要特色有三点：

一是烹任特色突出。首先，用料广泛，博采众长。近现代川菜不仅充分发现和使用本地出产的一众多优质烹饪原料，而且大量引进与采用外地、外国的烹饪原料。其次，调味精妙善用麻辣。辣椒的引进和广泛应用是促进川菜发展并形成独具一格菜肴的重要条件之一。辣椒成就了川菜。此时期还增加了如郫县豆瓣、保宁醋、南充冬菜、宜宾芽菜、永川豆豉等品类丰富风味独特的酿制品，使川菜在调味上具有了精妙多变并且善用麻辣的特点。再次，烹法多样，别具一格。据《成都通览》所载，清代川菜普遍使用的烹饪法已有三大类、20余种，每种具体的烹饪法下又派生出许多方法。其中,炒法下又分小炒,烧法下细分干烧、家常烧，都是川菜最具特色和最擅长的烹饪方法。

二是风味体系完整、多元。这一时期，四川大部分地区，各种类型饮食发展较为均衡，川味菜点数量众多，品种齐全，使得川菜形成了结构完整、风格多样的风味体系。从地域分布上，川菜有上河帮、下河帮、大河帮、小河帮、自内帮之分。其中上河帮指岷江流域成都、乐山一带的川菜；下河帮指川江下游重庆、达州、万州一带的川菜；大河帮指长江上游泸州、宜宾一带的川菜；小河帮指嘉陵江和川北地区南充、绵阳一带的川菜；自内帮指自贡、内江一带的川菜。从消费对象和属性来看，当时川菜风味体系由筵席菜、三蒸九扣菜、大众便餐菜、家常菜、风味小吃五大类构成。各类均有不同的特色和品种。《成都通览》中，记载筵席菜300余种、家常菜上百种、面点小吃数百种，如甜烧白、粉蒸肉片荷叶鲜肉等三蒸九扣菜以及韭黄炒肉、芋头烧肉等众多大众便餐菜。

三是饮食市场日益发达。主要形成了适应各种消费水平、口味爱好和习惯等的多层次、全方位较为完善的市场格局。有种类繁多、档次齐全的综合性饮食店，有异彩纷呈的专业化饮食店，还有自由流动的饮食摊点和商贩。在经营方式与经营档次上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只承办筵席的饮食店,主要有包席馆,通常店堂面积大，陈设豪华，如正兴园。第二类是既办筵席又经营零餐的饮食店,有高中低档之分。其中，南馆是中高档饮食店的代表，最初主要经营南方菜肴，但很快被川菜融合吸收,受到川人喜爱。大众化的炒菜馆及饭馆是低档饮食店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