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能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杀戮吗？为什么现代人类的杀戮比过去要少呢？
　　“从科学上讲下面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我们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了发动战争的倾向、战争或者其他的暴力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人类天性……人类有着一个‘暴力的大脑’等。”
　　
　　上面这些响亮的言语出自1986年由20位世界顶尖的自然和社会学家发表的《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该声明作为联合国国际和平年的一部分，随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它的提出是为了反击暴力和战争是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这一悲观的观点。 此后的20多年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如此博爱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神经系统科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搜集证据发现，为了认识诸如暴力和谋杀等反社会行为必须要研究大脑、基因、演化以及社会因素。
　　
　　但是同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犯罪学家却已经开始认为，和现在相比人类过去的生活显得更为暴力，而且更容易以谋杀收场。这一人类暴力显著减少的时间跨度非常之短，因此不可能是由于自然选择所造成的。如果人类能演化得倾向于杀戮，那么在合适的环境中人类也能演化得远离残杀。
　　
　　走得太远
　　
　　就在《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公布之后2年，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森（Margo Wilson）便出版了《凶杀》一书。这本书成为了新学科——或者至少是彻底重新打造的学科——“演化心理学”的基本教科书之一。根据动物行为学、人类学以及现代社会中的暴力和谋杀模式，戴利和威尔森为从一个人杀害另一个人到杀害配偶甚至罕见的杀害儿童等不同的凶杀模式提供了一个演化解释。尽管他们的观点直接反对《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认为人类的大脑和思维有着暴力倾向，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从大体上讲杀戮并不是演化选择的结果。
　　　　
　　相反地，戴利和威尔森提出杀人行为通常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冲动所造成的副产品。有时源于冲动为了获得更高地位以及更大生殖成功的暴力竞争，其的目的并非是杀死对方，就像拳击运动一样。但是有时候确实会造成人员的死亡。
　　
　　概括地讲，绝大多数演化心理学家同意这个关于凶杀的“副产品”观点，但是也有例外。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大卫•巴斯（David Buss）和新泽西理查德•斯托克顿学院的乔舒亚•邓特雷（Joshua Duntley）提出了一个引发争论的“凶杀适应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演化过程中人类不断地遇到杀死另一个人所获得的利益大于损失的情况，尤其是当为杀人所付出的代价很低廉同时其他非致命性的手段已经失效的时候。杀害将被遗弃的孩子或者暗杀情敌就是其中的例子。“在某个特定场合下，凶杀成了解决问题的有利途径，因此自然选择造就了产生这种致命行为的机制，”戴利说，“但是我不认为有人已经找了一个好的办法来识别凶杀适应性的特征，包括邓特雷和巴斯。”
　　
　　凶杀演化解释的关键是解释为什么男性主导了最致命的暴力行为。演化心理学家认为，这是因为在地位、物质财富和性伴侣的竞争中男性相对女性演化得更具竞争性。按照副产品理论，当竞争失去控制的时候，男性不得不承担后果。戴利和威尔森认为，这一竞争的导火索使得在社会高度不平等地区、处于低社会经济状况的男性具有易冲动性。
　　
　　尽管女性也会参与竞争，但是她们不太可能把竞争升级到使用致命武力的程度上。因为对于女性而言，从历史上来讲升级竞争的代价是高昂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丽贝卡•西尔（Rebecca Sear）和伦敦大学学院的鲁思•梅斯（Ruth Mace）最近研究了过去3个世纪里全世界28个人类群体中失去亲人对儿童存活率的影响。母亲的死亡会严重影响儿童的生存，但是父亲的死亡通常不会。从基因的角度来看，相对于男性死亡所造成的风险，女性死亡所带来的问题要更为严重。
　　
　　英国中兰开斯特大学的约翰•阿彻（John Archer）对攻击行为的元分析研究显示，在愤怒的经历上男性和女性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愤怒正是攻击行为的主要加速器。英国达勒姆大学的演化心理学家安妮•坎贝尔（Anne Campbell）认为，攻击行为的差异因此反映出了男性和女性在对愤怒行为表达的控制能力上的差异。“发育研究证明，女孩儿通常能在同理心测试中取得高分，她们更容易恐惧并且善于控制自己的行为，”坎贝尔说。
　　
　　粗略地讲，女性可能总体上有着更好的暴力冲动遏制机能，而那些具有暴力倾向的人可能正缺少这种机能。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心理学和神经系统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认为，通常用于抑制情感冲动的大脑回路——与前额叶皮质有关——出现功能障碍是出现暴力的关键原因。
　　
　　1997年，当时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和洛里•勒卡斯（Lori LaCasse）及其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同事蒙蒂•布克斯鲍姆（Monte Buchsbaum）发表了第一个有关凶杀的神经生物学解释。在41个以精神失常为由要求无罪释放的谋杀犯大脑中，通过测定葡萄糖代谢他们发现，与没有杀戮倾向的大脑相比这些人大脑中的前额叶皮质的活动性较低，而被认为是驱动攻击性行为的中枢边缘系统中的结构活动强烈。雷恩说：“大致说来，谋杀犯没有足够的前额叶皮质活动来束缚失控的情绪释放。”
　　
　　当时雷恩发现，前额叶皮质中被称为前额脑区底部——这部分区域和决策以及情绪控制有关——里的灰质越少的人，其攻击性就越强、反社会行为就越多。他说，男性和女性前额脑区底部容量的差异解释了两性暴力行为相差了一倍的客观现象。正如演化使得男性的身躯平均要大于女性，演化同时也赋予了不同性别以不同的情绪和攻击遏制能力。
　　
　　有意思的是，雷恩及其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同事杨亚玲（Yaling Yang，音译）最近又发现了凶杀行为和遵守道德准则能力之间的联系。在过去的6年里，力主于了解道德判断的大脑成像研究表明，有悖道德准则的情感在暴力行为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在进行道德判断的时候，有暴力倾向的人和杀人犯的前额叶皮质和扁桃体会被激活。雷恩和杨提出，这些系统正是把道德情感转变为行为抑制的中央引擎——它为反社会和暴力行为以及谋杀吹起了一个安全气囊。
　　
　　致命的遗传
　　
　　男性不但较女性更容易杀人，而且男性还更容易出现群体暴力——于是对于一些研究者来说，这正说明了杀戮提供了真正的演化价值。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可能仅仅是偶然或者是意料之外的冲动的副产品。而一个群体杀死另一个人则可能是演化支持的适应性行为。
　　
　　人类并不是唯一会结盟杀死邻近群体成员的灵长类动物。从20世纪70年代在坦桑尼亚的简•古多尔（Jane Goodall）研究中心首次报导了这一行为之后，在非洲各地5个长期研究地点的研究中都发现了许多黑猩猩之间的“帮派暴力”事件。在一个近乎战争的案例中，一个群体的成年雄性黑猩猩在一年的时间内系统地攻击并且杀死另一个群体的成年雄性黑猩猩，而且胜利的一方最终吸纳了另一方残余的幸存者。
　　
　　美国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已经在野生环境中观察灵长类动物超过30年。他认为，黑猩猩的战争源于它们的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社会的行为生态学。尽管黑猩猩群体大约有150个，但是它们却很少会碰面。通常它们在各自的领地内活动，个数在20个左右。但有时，两群黑猩猩也会狭路相逢。如果势均力敌，那么它们就会互相叫嚣。但如果一方偏弱，那么个数占优的群体通常会分隔并且攻击一只另一方的黑猩猩。
　　
　　尽管这些攻击是要冒风险的——观察发现一小群黑猩猩去攻击一个近邻的黑猩猩，结果却发现它们自己被个数更多的黑猩猩所包围，最后只能仓皇而逃——但是它们也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尤其是在长时间里。通过占据或者消灭邻近的群体，进攻方可以扩大它们的地盘，进而获得更多的食物、更健康的成年个体并且可以更快的繁殖。
　　
　　对毗邻群体的袭击在人类学家对小型社会的研究中也很普遍。他们的进攻模式和黑猩猩的相仿。一小部分男性离开驻地，潜入邻近的群体聚居地试图杀死其一个或者多个成员。兰厄姆和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迈克尔•威尔森（Michael Wilson）以及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马丁•穆勒（Martin Muller）一起已经把目光从寻找广义的相似性转移到了定量分析上。他们把5个长期研究地点的黑猩猩群体冲突死亡率数据和由美国伊利诺大学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汇总的自然经济社会和采猎社会人类部族间冲突死亡率的数据进行了比较。总体上讲，人类群体间暴力冲突和黑猩猩群体间暴力冲突的死亡率相当。
　　
　　暴力史
　　
　　然而，从对黑猩猩的团伙暴力研究以及和人类小部族间冲突的比较来认识现代战争是远远不够的。英国剑桥大学动物学家、《塞维利亚反对暴力声明》的签署者之一罗伯特•欣德（Robert Hinde）指出，“战争”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虽然欣德在很大程度上赞同兰厄姆在黑猩猩和人类部族间冲突上所做的对比，但是他保留对这一研究进行大幅度外推的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为飞行员参战的欣德说：“在主要的国际战争中，人们参战是由于他们的角色和职责所在。在制度化的战争中士兵打仗并不是因为他们好战。”
　　
　　但是一些通常的暴力遏制机制——例如雷恩和杨所描述的道德引擎——在作战的军队中会选择性失效。欣德说，意识形态、宣传以及诋毁会加强“敌”“我”之间的壁垒，而思想的道德判断对这一壁垒极为敏感。其结果是杀戮在感情上变得是允许的，甚至有的时候还是正确的。
　　
　　团伙侵略和杀戮有什么区别？黑猩猩常常也会攻击本群体内的成员，特别是婴儿和年轻的成年黑猩猩。按照兰厄姆及其同事的观察，至少在有些黑猩猩群体中群内杀戮造成的死亡数目甚至超过了群体间的冲突。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人类小型社会中群体内部斗争造成的死亡远远小于群体之间的战斗。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人类学家维多利亚•伯班克（Victoria Burbank）统计了澳大利亚原住民侵略行动中非致命行为的比例，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打斗的较少。而根据兰厄姆的计算，黑猩猩这一行为至少要超过200次。
　　
　　包括欣德在内，越来越多的行为科学家意识到这一亲社会、少暴力的特征正是人类的基本天性之一，正是它使得同一群体的人类可以和睦相处，同时对于外族的敌人又可以同仇敌忾。使用计算机模拟，韩国庆北国立大学的经济学家崔晶奎（Jung-Kyoo Choi）和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建立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利他主义和战争共同演化。随着群体间冲突的升级，群体中的个体也会越来越团结。“把它用到早期的小型人类社会以及彼此竞争群体，”欣德说，“如果你越和你所在群体中的成员而不是外人合作，你所在的这个群体就会取得越大的成功。”
　　
　　这并不意味着杀戮的倾向就是固有的。和好斗的黑猩猩比起来，在演化的过程中人类对于同一群体中的同类要和睦得多。而且有证据显示无论是群体间仇杀还是群体内战争的死亡率随着时间都在下降，在过去的1千年中更是直线下降。
　　
　　连续不断的部族冲突会导致较高的死亡率。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根据人类学家估计的结果提出，如果20世纪战争的死亡率和部族社会战争相当的话，那就会有20亿人丧生而不是1亿。
　　
　　在现代欧洲的历史上，人际间暴力在不断下降。英国剑桥大学的犯罪学家曼纽尔•艾斯纳（Manuel Eisner）根据验尸官、皇家法院以及其他的官方历史资料证明，欧洲从12世纪到现在的凶杀率存在下降的趋势。在平均凶杀率从13、14世纪的每年每10万人32次增长到15世纪的每年每10万人41次之后，随后每个世纪的杀人率都在下降，从每年每10万人19次、11次、3.2次、2.6次，最终下降到21世纪的每年每10万人1.4次。英格兰是这一趋势中的典型，在相同的时期里其凶杀率从每年每10万人23次下降到了1.2次。
　　
　　由于这一趋势始于专业的警察和疗效好的药物出现之前，艾斯纳排除了警察出现和医学进步对这一趋势的解释。同时，几个世纪对于大幅度改变人类天性的演化而言时间太短了。与演化过程自洽的一部分解释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资源长期以来正在趋向平等。而在戴利和威尔森的理论中正是不平等引发了冲突，由此产生的副产品便是杀戮。“在诸如出租车司机都开着奔驰的瑞典，”戴利说，“凶杀案件发生的比例很小。”邓特雷也同意，加强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可以降低凶杀的发生率。他说，当资源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为掠夺资源而引发的冲突就会减少，凶杀率也会跟着下降。
　　
　　道德力量
　　
　　但是实际情况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比起演化，社会因素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艾斯纳指出，无论从地域上还是时间上，整个欧洲国家中凶杀率高的国家通常都充斥着家族仇恨或者是血腥的复仇，例如8世纪的苏格兰高地和19世纪的撒丁岛。而尚武的文化会进一步加剧死亡的人数。也许和戴利的论点相反，暴力在社会精英中尤其盛行，他们经常使用武力来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暴力是非常有效的手段，社会精英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会使用它，”艾斯纳说。他同时还指出，底层青年中的暴力——正如戴利和威尔森在美国芝加哥犯罪统计中所研究的——也是目前的趋势。
　　
　　“早期，当地的社会精英和贵族开始集中出现在国家的统治阶层中，他们越来越发现暴力和攻击行为是不起作用的，”艾斯纳说，“这对于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社会精英们摈弃了他们的暴力手段。”在司法系统中，无罪的人被赦免，而实施暴力和凶杀的人会为此付出代价，这可以为连续不断的家族仇恨划上句号。同时法律也可以为民间的流血事件提供另一种解决渠道。按照艾斯纳的说法，欧洲的历史记录显示，中世纪有10%到20%的凶杀事件是由于土地所有权而起的。他说：“行政决定以及民事法的裁决使得最终赴诸武力的大幅减少——在现代社会，暴力确实只能起到反作用。”
　　
　　战争的减少同时也导致了其他暴力形式的减少。在近期爆发过战争的社会中，社会使得儿童经受痛苦并且具有攻击性行为倾向，这使得他们时刻准备着成为一名战士或者是一个潜在的致命挑唆者。但是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战争的历史已经逐渐远去。“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的人来说，由于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没有战争的经历，因此这会削弱这些人的攻击性行为并且竖立他们的道德观，”威尔森说。
　　
　　有证据显示，人类可能真的有一个如《塞维利亚反暴力声明》所说的“暴力大脑”，演化使得它们更容易走向战争。但是演化同时也赋予了我们以道德感。道德和暴力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将会是未来重要的研究领域，同时触及暴力最深层的社会和历史因素也将被用来解释这一复杂性。演化并不是天命，但了解它有助于推进人类扑朔迷离的和平进程。